吴梓源 | 法政治学话语下新冠疫情的三重治理逻辑与未来出路

本文刊于2021年第2期

法政治学话语下新冠疫情的

三重治理逻辑与未来出路

吴梓源

作者简介： 吴梓源，1993年5月生，内蒙古赤峰人，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法政治学、生命法学，先后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部级项目1项，参加国家级、部级项目2项。

摘 要: 新冠肺炎暴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予以应对。放眼全球，在抗疫前期，中国政府的“全面管控”与英国政府的“无为而治”大体构成了两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追本溯源，这两种模式实质上是三重治理逻辑内部结合的产物，身体规训与安全配置是两者的政治逻辑，权力配置的比例区分与权利边界的可否限缩是两者的权力（权利）逻辑，无限担责与绝对理性是两者的功利逻辑。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西方世界的疫情治理格局开始出现分野，部分国家借鉴中国模式逐渐由消极放任转向积极管控，但也有国家不仅未严格治理，还将这场医学事件政治化，推卸责任，致使整个国际社会至今仍未形成“世界抗疫统一战线”。疫情没有国界，我们不能任由治理模式之间的相互攻讦，要尽量消除隔阂加强合作，在对话与共识中重拾信任，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应对全球疫情治理的常态化寻找出路。

关键词：身体规训，安全配置，权利边界，功利主义，信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研究”（11&ZD077）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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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000字

一
引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NCP”）席卷全球，截止2021年2月21日晚21时，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1.1亿，死亡病例超244万。虽然，综合分析近半个月的数据，全球疫情显现出些许令人鼓舞的迹象，比如截止到2月14日的一周，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70万，是10月以来的最小数值；累计确诊病例比此前一周增加2.5%，是疫情开始以来的最小增幅；过去五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不到10000例，低于1月中旬单日超过18000例的峰值水平。但不可否认全球新冠疫情依然严峻，不出意外的话，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呈现增长的趋势。据路透社报道，新冠肺炎大流行乃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其影响将持续几十年。面对来势汹汹的NCP疫情及其引发的种种次生灾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治理措施予以应对。至今为止，全球疫情防控的进程已有一年之久，放眼全球，在抗疫前期，中国政府的“全面管控”与英国政府的“无为而治”大体构成了两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从近邻的日本、韩国到遥远的意大利、德国，可以说全球视野下的疫情治理策略基本上都是中国模式与英国模式的变型或组合。后期随着国外疫情的加剧蔓延，除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其他国家开始借鉴中国进行治理模式的转型，但遗憾的是，面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至今为止，整个国际社会仍未形成“世界抗疫统一战线”，反而陷入了越来越多相互责怪和转嫁责任的局面，甚至有人惊呼全球化逆转和整个世界秩序的坍塌。疫情冲击所暴露的问题引人深思。在前期各国是基于何种逻辑选择了不同的疫情治理模式？后期部分国家又为何会放弃原有立场进行治理模式的转型？全球的抗疫合作为何步履蹒跚？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又将走向何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整个抗疫的全程，才能一步步找到答案。

      虽然这场疫情的起因还尚未确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武汉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前期抗击疫情的主战场。2020年1月20日，耿爽在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时提到，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严肃认真专业的态度予以积极处置，采取了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外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并积极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具体而言，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号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封城。从2月2日开始，武汉大力推动对“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对于确诊患者，无条件集中收治，有效控制传染源。对于疑似患者实行集中隔离治疗，配备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医疗器械，建立完备的检测管理网络，对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做好后期生活保障。2月4日和6日，有专用送食送药通道、配备5G远程会诊平台、污染区和洁净区严格划分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以及数十家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开始收治病人。经过两个多月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治理，统筹安排的全局性治理以及高效硬核的刚性治理，截止3月31日，正如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随着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我们也通过网络了解了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等国家的疫情防控举措。日本政府虽然迅速采取了行动，但是其通过向社会提出自肃要求的方式并不具备法的约束力，尚属行政指导的范畴，社会主体的行为也是依据自身境遇进行自我判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自主性。另外，日本政府也未下达官方限令，禁止任何形式的聚集活动，这也就导致在日本承认本土疫情扩散的当晚，冈山市依然举行了由1万名男性参与的传统节日祭典，场面壮观且悚然。新加坡卫生部长提出NCP病毒传染主要是通过接触，而不是空气，因此在1月底其卫生部门关于新冠病毒防治的官方建议中主张只有生病的人需要戴口罩，身体健康的人没必要戴口罩，戴口罩不是最好的防护措施，保持视角距离，多洗手、减少公共场所的表面接触更为重要。由于坚持认为“面对疫情勤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新加坡的防疫政策曾一度被网友群嘲为“佛系”，社交网络里有关新加坡“放弃治疗”的言论此起彼伏。英国政府3月12日提出宣布疫情防控从“遏制”进入“延缓”阶段，替代严格的隔离政策其主张“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即计划以最低的成本，拖到60%或者以上的人口具有免疫力。此论一出，全球哗然，仿佛一夜间，我们才发现英国政府才是“佛系”本宗，还带有浓厚的“道家”“无为而治”的风格。不仅如此，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提出要做好德国总人口60%-70%被感染的准备。

      由于疫情在国内的基本阻断、在国外的迅速蔓延，加之海外回国人员引起的疫情倒灌，国内社会媒体上关于其他国家抗疫情况的报道讨论越来越多，看起来有点东方发亮、西方沦陷的趋势。“为什么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扼制疫情？‘开卷考试’都要抄错吗？面对举办奥运会这一关乎国运的压力，日本政府难道就不想强力干预吗？”“英国所谓的‘群体免疫’，是在拿上近300万人命掩盖政府无能”“德国人要被打脸了”等标语纷纷登上新闻头条。但实质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法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下，全球视野下的疫情防治恰恰展现出了两种模式，即中国模式与英国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有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和存在合理性，身体规训与安全配置是两种疫情治理模式的政治逻辑，权力配置的比例区分与权利边界的可否限缩是两者的权力（权利）逻辑，无限担责与绝对理性是两种疫情治理模式的功利逻辑。在疫情尚未完全结束的今天，虽然中国抗疫却得了明显的成效，部分国家也在逐步放弃最初宽松放任的治理立场对疫情转向严格的管控，但我们仍不能片面地认为某一种模式绝对正确，相应的另一种模式绝对错误。但我们无法忍受的是现在仍有一些国家非但未采取严格的治理措施，竟将这场本该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医学事件上升为一场政治斗争，着眼于“污名化”“阴谋论”的制造、责任的推诿。在价值多元的今天，面对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全球疫情治理是否应该判定孰优孰劣遵循统一路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多元也并非意味着无序，恰恰相反，多元状态更需要秩序的建立。我们不能任由治理模式之间的政治化与相互攻讦朝着撕裂的两极发展，要尽量地消除隔阂加强合作，在对话与共识中重拾信任，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疫情治理的常态化寻找出路。

二
“身体规训”与“安全配置”：两种疫情治理模式的政治逻辑

      从两种模式对疫情的治理措施上看，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理路。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研究欧洲流行病防疫时，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即规训和安全配置，而这两种思路恰恰与此次疫情的两种治理模式相对应。本文并不在于比较优劣，而是试图考察规训和安全配置来展现全球视野下两种疫情治理模式的政治逻辑。

      规训所展现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它通过行为的肯定式列举来规范社会主体的为与不为，其功能在于阻止一切。在进行疫情防治的过程中，其要求政府担负全责治病救人，既要诊疗病患，又要将其与健康人群相隔离，以防交叉感染。规训思路在于设定目标、制定义务、执行规范，为了阻却病毒，将其看起来，管起来，治疗起来，并全方位地控制下来。面对来势汹汹的NCP肺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了多项防疫措施，从整体上演绎着规训的生命政治学逻辑。它将人口整体分割成普通的适合治理的个体和作为例外的特殊个体。对于特殊个体，国家治理将其赤裸生命化，暂时限制其权利和自由，并将其隔离在展现为全景敞视主义权力关系运作模式的医院，及时对其救治并予以监管。而对于普通个体，国家通过日常生活监控的形式理性介入对其进行公共管理，一方面扩大着对人的控制权，增强国家力量，另一方面又维持着国家良好的秩序，在国家内部秩序和国家力量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但又稳定可控的平衡。

      福柯在《安全、领土、人口》中曾主张生命政治学关注的目标是整体性的人口，而非个人。在1977-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安全、领土、人口》中，福柯进一步强调说，生命政治学的“最终目标是人口。人口是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个人，一系列的个人，成群的个人，是不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仅仅作为用来在人口层面上获得的某种东西的工具、替代或者条件来说才是适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关注个体，而恰恰相反，为了实现人口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它需要对个体予以充分的掌控，尤其是当整体中出现了并不是那么和谐的特殊存在。生命政治学将个体分为普通个体和特殊个体，前者无区别地构成了总体的人口，成为与整体不可单独析离的一部分，它所展现的是具有正常生活形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并非纯粹的自然生活状态，而是一种符合规训，接受生产监控，与整体机制相协调，并由共同体加以保障的具有普遍性的标准生活。而后者，则是一些例外的、存在一定缺陷的或者是异常的个体，他们的存在会对整体人口产生威胁。为了人口整体的安全，公权力会对附着在其生活之上的保护层加以褫夺，比如说暂时地限定其某方面的权利和自由，普通整体安全保障的获得在某方面讲恰恰是建立在对特殊个体的包含性排斥的基础之上的。.对于特殊个体，生命政治学需要建立相关的救济机构，这些机构它们既可以帮助赤裸生命，也可以将那些难以矫正的个体予以隔离，以防止人口整体免受侵害和威胁。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组织精干的研究团队，利用国家实验室优势资源，紧急启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检测技术的研究工作，紧锣密鼓的研发病毒检测试纸产品，与此同时加强对发烧肺炎患者的筛选和排查工作，目的是将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与普通民众尽快确认、区分。并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明确对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确认病例的病原学证据、临床表现予以规定，并对确诊病例进行临床分型。上述举措就是首先将人口整体进行内部区分，其中一类是特殊个体，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患者、疑似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和有发烧发热症状的患者，而另一类则是普通民众。对于肺炎的治理，人口类型的内部区分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以更好实现人口整体的福祉。在本次肺炎疫情中，中国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治理措施主要有两种，即患者的集中收治隔离和日常生活的干预监管。集中收治隔离主要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者或者有发烧发热病症的人群，他们是肺炎期间类似于“伤寒玛丽”的特殊群体，需要予以特殊对待。在疫情当下，为了保障总体人口的安全，对诸如“伤寒玛丽”之类的肺炎病毒携带者或者是疑似携带者的处理方式，在社会层面，最为恰当的方法就是将其隔离，即暂时剥夺他们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剥夺他们自由和权利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障更大层面上的总体人口的安全。在福柯看来，现代生命政治学的根本含义，正是将具体的人转换为一种人口并加以治理的方式。

      集中隔离收治是面对肺炎疫情的重大举措，而隔离收治的场所——医院的设置更是满含规训的生命政治学逻辑。在福柯看来，医院是介于个体与国家之间政治权力运作的主要场所，权力都是经由这些特殊空间得以施加在个体上。医院所展示的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关系运作模式。这是“一种把肉体安置在空间中，把个人分配在相互关系之中，按等级组织人员，布局权力中心和渠道，确定权力的干预手段和方式的类型”。.医院的主要功能所展现的就是一种规训，它将病人锁定在一种可控的特定空间环境，为其标号使之个体化，实时监控和记录病人的身体状况，定时定量提供药物和饮食，以利于患者的医治。医院的空间布局、医生的医学活动和患者的膳食制度共同构成了一种治疗手段和权力运作方式。以本次收治确认病例的火神山、雷神山为例，火神山共设置19个病区单元，开设重症监护病区、重症病区、普通病区。雷神山医院整体参照战地医院形式，采用模块化设计。每个病房都有一个单独的玻璃窗，方便医护人员拿取物品。病房里配备通风设施、消毒设备以及独立的卫生间。这样的医疗空间设置能够保持通风和空气流通，避免接触、传染和堆积，同时细分空间，开启空间，通过仔细分隔开受到监视的个体来确保一种既是全方位又是个体化的监视。另外，两所医院将实施首诊负责制、一二三线值班及总值班制，。组织建立一个持久的并且尽可能完整的记录系统，确切记录个体的行为、病症的表现、病情的发展、应对的处方、改善乃至治愈的程度等。这样的制度会设置一座监视的金字塔结构来稳定地、持久地、全方位地监视个体病人的一切，以确保没有任何细节能逃过连续不断的严密监视。“通过检查，个体性对权力实施来说就成了一个要素。”实际上，医院不仅是治疗机构，它更是一个获取知识的场所。医生有义务通过比较自己的试验和记录来确定具体的乃至最佳的治疗方案，进而将个体的治疗与人口整体的预防相关联。医院空间中运作的规训系统不仅要观察大量个体，也要观察整体人口，不仅使医院在进行医学实践时能形成医学知识，还把同作为对象的个体与人口联系在一起，作为治疗住院病人的手段，医院凭借临床教学和高品质的医学知识而有助于提升人口健康的层次。   而对于普通个体来讲，国家通过理性介入对其进行公共管理，主要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监管。首先，政府部门明确规定将遭遇疫情的城市严格地划分多个街道和区域，街道之间相隔离，每一个街道都有专门的负责人、监督人和检察员，他们将该区域的人员信息记录在案并输入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并且指定人们的出行时间、出行次数、出行方式和区域，建议人们在家里做些什么，吃什么，禁止与什么人接触。政府政策将衣食住行都考虑到，通过理性化的规定保障民众免受疫情的侵害。实际上，这些条例还展示公共管理的运作范式，即公共管理并非直接对人口进行干预，而是对所有能够对人口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加以治理。起初人们还会觉得繁琐，但久而久之，为了防范肺炎疫情，人们执行政策的心理已经不是出于对政府的简单服从，而是一种依靠个人的自我指导复制政府所要贯彻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政府扩大着对人的控制权，在疫情中保持了城市的整体秩序。这样对人的行为加以干预的公共管理既能增强国家力量，又能维持国家良好的秩序，能在国家内部秩序和国家力量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但仍然稳定和可以控制的关系。而与中国规训模式的治理逻辑相比，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则展现的是一种安全配置（apparatuses of security）的政治逻辑。福柯指出生命权力在根本上由两种基本模式构成，即对个体的身体规训和对人口的调节控制，后者又被称为“安全配置”。与规训机制对于个体身体所处的空间规划不同，它侧重于“对开放序列的治理，只能在概率估算意义上进行控制”。福柯将安全配置描述为这样一种样态:“让我们远离危险，同时让我们远离任何可能贬低或让我们屈从的情景”,“它打开一条通道，使我们之间、我们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关系，同时又确保我们每个人都能享有真正的自主”。安全配置是自由主义治理术中最为核心的治理技术，自由是其成功运行的发动机。因此，在安全配置的逻辑中，并不会像规训一样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肯定式的列举或者是否定性规则的禁止，虽然有时会回应现实，基于消除或控制危险的考量借助法律和规训的力量。但其真正的姿态还是对社会主体行为不加以强制干预，将自身后退到足够的距离，在这个点上产生一些东西，合乎愿望或者不遂人意。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疫情扩散的初期，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并未像中国一样第一时间封城、封路，集中检测并对病患进行强制隔离，他们主张通过社会性距离（Social distancing）鼓励和建议公众自我居家隔离、尽量避免外出；官方并不强制取消集体性的聚集活动；不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不管无症轻症患者，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于重症患者的救治等。

      难道安全配置真的是彻底的“无为而治”吗？答案是否定的。安全配置的疫情治理逻辑也需要动力维持其运转，而这一动力便是自由，抑或说是欲望。安全配置之所以正常运转在于满足人们的欲望，给予其迁徙和流通的自由。它展现出的是一种新的治理观念：既然我们无法去改变人的恶习和欲望，或者对其改变会付出巨大的成本，那么我们干脆不去改变，而是想其所想，考虑其利益。“自由主义的游戏：让人们自己去做，有东西通过，东西移动，任其自由，放任不管。”这意味着，让现实自我发展和前进，根据其自身规律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前进。权力仅仅是一种调节，它只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主张安全配置模式的政治家更相信“助推”（Nudge）而不是“强迫”（Force）是推广任何一项政策的最佳方式。这个思想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美国政治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于2009年出版的《助推》，两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真实案例，试图证明只有通过设计精巧的诱导和貌似积极正面的鼓励，才能让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做出行为改变。

      以英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在进行新冠肺炎防控时便是如此，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以人口整体为出发点进行数学和概率学的统计，而非关注个体的诊疗和防控。因此，他们并不会对人口整体进行强制区分，通过隔离和日常监管等方式分别管控，它将目标设定在全部人口的未来，在人口整体中观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系数是多少，通过概率学和统计学的计算来寻找一个合适的比例进而预估在全部人口中，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正常情况下是多少。更进一步，基于对肺炎疫情的分布区域、易感人群、死亡率的数据分析，绘制图表，得出正常曲线，在此基础上压低不正常的曲线，如努力压低婴儿或者老人的致病率和死亡率，使它们达到平均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水平，从而降低整体致病率和死亡率。也正是基于这种通过掌握相关概率来确认人工整体安全的绝对理性的考量，英国政府提出了群体免疫的政策。他们认为既然现阶段阻止的成本过高，或者说即使阻止也阻止不了，甚至还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和短缺，影响经济的发展，那还不如转换工作中心，改变治理策略，着眼于未来和人口整体，对“人口”这个政治主体的致病率、死亡率展开风险计算以及测定不同类型的人口的危险。拖延一段时间期待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发，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后建构一道群体免疫屏障。安全配置的治理模式不关注个体，着眼于死亡率曲线。简言之，它们不能彻底被消除，所以人们致力于概率，这相当理性，当然就相当无情。但有意思的是，包括德国在内的不少西欧和北欧国家也采取了和英国类似的策略，原因应该也是相似的。

三
“权力集中、权利限缩”与“权力下沉、权利至上”：两种疫情治理模式的权力（权利）逻辑

      各国疫情治理模式不仅展现了不同的政治逻辑，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张力还根源于人类社会在进行公共管理时的权力配置和权利选择。从权利配置上看，与风险社会的日常治理和“救灾时刻”的危机管理紧密关联的权力有三对，它们分别是：“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行政权力与其他立法与司法权力”。如果我们分别赋予三对权力关系左右主体不同比例的权重，其结果便恰恰会导致本次疫情治理的两种模式产出。赋予左侧主体无上的权力，其结果会产生一个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它会在需要的时刻尽一切可能调配全国资源去应对灾难，进行高效、有力、有序的治理，这便是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空前全面、严格、彻底的措施，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武汉在内的大中小城市封城，省道、国道先后采取紧急管制、封锁交通，进行人口逐一排查、实时数据播报，强制人员隔离、禁止一切聚众的集体性活动，关闭商场、电影院等一些娱乐场所，进行事无巨细的日常生活监管。对于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国家紧急调配医务人员驰援。从2020年除夕之夜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到2020年3月8日，各地派到武汉和湖北的医疗队已经达到了426万人，从医疗机构接到指令到医疗队组建完成，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从医疗队集结到抵达武汉，一般不超过24小时。面对隔离场所和床位的短缺，中央发布紧急命令，7500名工人在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10天建造了一所1000张床位的救命医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中国奇迹。面对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的匮乏，2月11日，国家发改委迅速组建生活物资保障组投入战斗、加强协调调度确保急需物资调用，为疫区群众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另外，经中央军委批准，由130辆军用卡车、260多名官兵组成的的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月2日正式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对缓解物质和保障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截至2020年5月，已经有上百亿的物资投入到此抗疫之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及时、有力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最大效率地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阻止疫情在世界的蔓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一系列专家也在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上发布联合科研报告，认为中国的防控举措成功地打破了病毒的传播链，为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争取了时间。《柳叶刀》杂志主编在BBC上接受采访时说到中国在此次疫情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中国采取的迅速有效的治理方式虽然得到了普通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评价。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会导致公权力的扩张甚至是滥用，进而侵犯到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经营自主权等一系列个体权利，还会引发社会权利不发达。实质上，公权力与个体权利、社会权利张力的背后展现的是一种权力配置悖论，即公权力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一悖论在经济学上早有著述。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就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经济系统里的最根本政治悖论”（the fundamental dilemma of an economic system）：“一个足够强大而有能力保护产权和执行合约的政府，也往往是足够恣意去侵犯公民财产的政府。类似的观点也见之于经济学家诺斯、科斯和政治思想家福山等人的著作，以及世界银行在1997年关于国家角色的年度报告。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科斯和王宁也认为：“国家面对的困境非常微妙。一方面它能促进变革的进程，通过政治支持和强制手段让其生效。而另一方面，当制度本身违背了人们的意志时，国家这只曾经的援助之手又会很容易变成高压政治的铁拳挥向人民。”确实，在疫情治理的过程中公权力的过度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自救乏力和个体权利的“千疮百孔”。对于前者，中央政府权利的过度集中，平时缺乏自主权力的各种力量会慢慢蜕化成形态各异的“政治妈妈宝”，并形成对“政治家长”的过度依赖，而丧失自主判断、自我担责、自我救助的基本能力。这也就导致，在此次疫情救助的过程中一些非官方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并没有开展有效的社会救助，不仅如此，还一直想着如何转移责任。

      对于后者，确实此次的“硬核”治理导致了一些个体权利边界的限缩，比如为阻断病毒传播，封村断路防堵人员进入限制了部分人的行动自由，曝光湖北和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侵犯了个人隐私，商场等营业场所关闭影响了经营自主等，但是否因为影响就要否定政府防疫政策的正当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要明确认识到，无论是生命健康和行动自由、隐私保护都是人权的一部分，进而所有的权利的运行都有它的成本，不可能同时、无限地实现。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政府为了确保人们的生命健康权，在一定程度上克减了行动自由的权利，这是一种价值排序和选择，符合社会治理的伦理标准，也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因此，个体虽然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但其权利却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的保护需要而受到限制，在特定情形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甚至受到削减和限缩，这一点放在任何宪法文化之下都能获得理解。我国《宪法》第51条同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条款作为公民基本权的概括性限制条款，同样授权国家机关可因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及他人利益的保护需要而限制公民的自由。但即使在民族大义的背景下，基于疫情防控社会目的，公权力对个体权利的限制也并不是毫无边界，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公权力也要严格依法行使，限权措施受到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的限制，这些限制将人性尊严的保障作为终极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三对权利关系的右侧主体，如果赋予其无上的权力，治理的格局就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样态，这便是采取英国模式的一些国家在疫情治理过程中的逻辑理路。这种模式在面临小型的或者紧急性不是很强的灾害时，地方政府能够作出迅速的反应，展现出相对较强的社会自救能力，将灾害扼杀于襁褓、化解于无形。但是，由于病理、技术或者经济文化交流等原因，当小型灾害没有得到及时防控演化成全国抑或是全球性灾难时，这种权力配置因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的缺乏会变得手足无措，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各种权力力量各行其是、各自为政，造成整个国家治理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而西方国家之所以热衷于这种权力的配置方式，其原因在于西方对于公民社会、个体权利责任以及民主的强调。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的公民社会，他们善于利用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资源。名义上，联邦政府在进行整个国家的治理，但实际上他们的治理是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共同经营，联邦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权利是有限的。联邦制就意味着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当权力下放到最后一级便是个人，作为一级权力主体的个人与联邦政府一样，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政治责任。因此，在联邦社会契约中一直强调和倡导“政府不是万能的”“提倡公民社会，人人有责”“社会凝聚力”“开启民智，唤醒群众的理智”“以合作型为导向”等。公民社会如若想日益发展和强大，其关注的重心便是何以使个体权利得以维护，个体责任得以有效的承担。也正因此，这些国家在抗击疫情时是不想以牺牲个体权利为代价的，这与我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于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考量而限缩个人权利边界的举措是不同的。

      另外，个人权利的保护及个人责任承担导致的结果是西方民主体制的“最大优点”，即体制无须为结果负责。西方民主，把体制和决策完全分开。政治家是民众选的，错误的结果由民众自己承担，对核心体制并不会产生影响，只不过是在重新选择政治家而已，在全民公决的情况下甚至连政治家都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中国不同，中国政府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中国的强政治体制要求其别无选择，只能对结果负责，这就好比一个割草机型父母养孩子，既然孩子把自由让渡给父母，换来的是，父母随时跑在孩子前面，像清除杂草一样提前帮孩子扫清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的所有障碍。而英国模式的权力配置，更少直接展现权力强势的一面，其结果是让大家自己选择，国家保障你选择的权利与自由，进而将责任转移到个人，如此一来，与政府相比，个人要对其选择的结果责任，即使后续防疫结果并不乐观。这展现的是自由主义的认命世界观，认命世界观作为一种自我归责机制，它依赖于个体内心的信仰和道德确信来维持，一旦产生便根深蒂固，十分有力。

四“无限担责”与“绝对理性”：两种疫情治理模式的功利逻辑    

      功利主义以成本和效用为分析工具，对其而言，正效用最大化和负效用最小化才是最重要的，正确的行为就是识别并采用任何看起来能使得正效用最大化而负效用最小化的选项。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英国模式，疫情防控措施的选择都是在立足于本国的实然国情，考量防控所需成本及政府干预所产出的收益，在多方利弊权衡计算成本效用后所作出的艰难选择。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是巨大人口基数与人员流动而引发的疫情快速蔓延，进而导致的医疗物资短缺、挤兑以及有可能造成的高死亡率和系统性的社会崩溃。由于时间、场域等各种因素的汇集，面对武汉悲剧，实际上国家和政府并没有太多考虑的时间和选择的机会，其只能着眼于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就是第一时间尽全力的平息疫情、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其扩散和蔓延。这实际上是一种高代价的治理策略。空间的冻结、对人民进行监控会产生繁重的政治任务，行政要承担保持那个地方全部安康的责任，即使仅仅是在容易理解的自我利益和对自己的责任的名义下，它还意味着他们对那个地方负有义务。

      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紧急、严格、全面的防控措施为他们在疫情防治上至少赢得了一个半月的时间，面对不那么紧急的疫情，他们可以着眼于长远目标或者可以说是终极目标进行绝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并制定分阶段的防控方案。因此，以英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的疫情防控思路是有限责任政府绝对理性计算的结果，他们从经济学、统计学、概率学的角度处理问题，将防控重心置于人口整体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的基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更“现代化的治理”，显然更值得资本信任。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用类似于封城封路等措施来维持社会秩序必然会带来不堪重负的后果，因此他们拒绝在任何程序上设限，拒绝建立秩序，因此他们选择的措施是溜走、取消和避开。这也就是疫情暴发后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不愿意采用封城或者迟迟不进行空间冻结的原因所在，他们计算风险而不试图浪费财力物力阻止危险。

      简言之，各国都是在进行成本效用分析，但到底是哪一种治理模式更能实现功利的最大化还无从知晓。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两种模式的选择还仅仅是实然的成本和效用预算，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证的证明或证伪。庆幸的是，中华民族经过一年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奋战，疫情的传染链条在国内已基本阻断，国内大多数城市和地区都进行着有序的经济建设，根据最新的数据表明，2020年度，我国GDP总值1015986亿元，同比增长23%，在抗击疫情的同时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转眼英国模式的治理，如果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没有出现确诊患者的极速增长或者是实现疫苗能够全面推广，那么在没有消耗巨大经济成本情况下采取拖延战术是成功的。但是，由于病毒可能的突变，他们的成本和收益也是未知的，他们现在只做了一个实然的“数学模型”，还没有用任何的经验数据来证明，因此，其未来该何去何从也上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两种模式的功利效果，也只能以观后效。

五
两种模式的成效对比与西方疫情治理模式格局的后期分野

      虽然各国国内政治、权力（权利）和功利的不同运行逻辑决定了疫情治理模式的最初选择，但是通过对抗疫过程动态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模式在疫情治理过程中的优势，也因此，部分国家在后期开始借鉴中国经验从对疫情消极宽松的放任转向积极严格的管控。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彼时中国国内疫情正处在急速上升期，但境外疫情尚只波及18个国家（82例确诊病例）。截至2月28日，全球52个国家已出现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为“非常高”。但在这一个月中，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武汉疫情阻击战于2月下旬扭转局面，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武汉考察，提出“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随后，全国在逐步复产复工，武汉解封，医生凯旋。虽然后续在部分城市仍出现了疫情的局部反弹，但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且国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套包括对病人紧急救治，对密切接触者严格追踪、管理，必要时封城，保障物资供应、医务人员健康，多方主体协同治理，分级分区有序复产复工在内的疫情治理路径，为应对疫情常态化提供了明确的程序指引和方案，截止到2021年3月1日，中国病患总数已稳定在88000的数值点上，正处于严防境外输入、境内反弹和收尾阶段，总体来说，我国基本完成了这次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然而，就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之际，西方各国疫情开始急剧恶化，不但未能倚仗其先进医疗资源防患于未然，反而先后变成“重灾区”。美、英、法、德以及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无一幸免，尽数“沦陷”。意大利首当其冲，3月中下旬疫情几近失控。英国政府在采取“群体免疫”方针后收效甚微，连英国首相约翰逊本人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于4月5日起入院治疗20余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疫情在国外进行爆炸式增长，大规模感染者、医院病患成群等待检测，口罩等医疗物资匮乏，导致感染者数百万人。面对中国疫情趋于平缓而西方疫情的大暴发，西方社会的部分国家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原有的疫情治理模式，积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式”治理路径，进行治理模式的转型。意大利、俄罗斯、法国、伊朗、塞尔维亚在内的一些国家积极寻求中国援助、邀请中国防疫专家、借鉴甚至是照搬中国经验、建立方舱医院、隔离患病人员，也正是因为转换疫情治理策略，意大利等国家很快出现了疫情的拐点，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现阶段，虽然部分西方国家在向抗疫的中国模式靠拢，积极探索合作抗疫的道路，但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音符，这其中以美国尤甚。区别于前述的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的转型，美国前总统在任期间一直未采取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致使美国民众遭受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截止到2021年1月20日下午22点，CDC官网显示的数据，美国现在已经累计确诊24674929人，累计死亡407874人，累计确诊人数是中国的300倍，死亡人数是中国的100倍，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更不可计数。在过去一年内，美国政府不致力于疫情的全面防控，却仍耗费心思致力于世界政治社会的撕裂，推诿责任、攻讦中国。华春莹曾在外交部发言中指出：“美国的疫情十分严重，我们也能理解其造锅甩锅的心理，我们也不想与其进行无意义的争论，但是对于其无道德底线的造谣、污蔑行为，我们只能再次发生强烈谴责。”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对疫情的“政治化”贯穿于疫情防控的始终。在疫情暴发的早期，美国政府“隔岸观火”，口头支持中国抗疫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反而带头撤侨，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恐慌，另外还通过“涉藏法案”无端干涉中国内政。当疫情在美国全面爆发后，美国政府在虚假包装自己抗疫能力的同时贬低中国的抗疫措施，认为“集权国家”制造疫病，即便能够亡羊补牢，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另外，他们认为在疫情期间中国积极帮助“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实际上是中国想趁机构建全球两极化世界甚至实现全球政治霸主的野心表现，完全妖魔化、政治化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动机。与此同时，他们主动屏蔽世界卫生组织和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意见；不会考虑中国防疫模式的好处和可借鉴之处；选择性忽略中国为世界赢得的4—6周缓冲时间，甚至提出中国的瞒报使得其无法及时应对病毒。总之，他们认为：责任全在中国；美国政府即便有责任，也是少部分责任。他们费尽心思地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难得地出现了高度的统一。他们为自己的防疫不当寻找了一个方便的出口，即抱怨中国。另外，原本以“团结抗疫”为主要议题的G7会议上，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主动开了“地图炮”，将新冠病毒称作“武汉病毒”。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在讲话结尾，蓬佩奥还表露了“秋后算账”的意思。

      可以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掀起了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猎巫暴力。“新冠病毒”被加上许多有政治、族群、文化偏见的联想，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政治社会体制与中国有别的国家，皆发生华人被排斥、辱骂或遭肢体暴力的替罪羔羊现象。我们承认国与国之间在制度、社会环境、价值选择上存在差异，采取的疫情治理思路和模式会存在不同，作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所有的国家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规划和实施应对新冠肺炎的治理模式。但是，某些国家不能自以为是，置中国的牺牲和贡献于不顾，否定中国的治理模式，甚至认为中国犯了错误。这样的行为不仅会严重毒害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会为国际抗疫合作人为的制造麻烦。尽管中国领导人、外交官员及有关媒体持续呼吁各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合作并采取切实地行动，但美国政府刻意制造的追责论调不但严重掣肘国际抗疫合作，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也进一步动摇了各国政府之间、民众之间在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领域本就脆弱的互信基础。当然，我们欣慰地看到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抗疫策略发生了一定转变，新政府大力批评前总统领导抗疫的不力，指责前总统一直散布不实信息并提出其新的抗疫计划，包括鼓励人们戴口罩、加强快速检测、制定重启经济和校园的全国性标准等。另外，新政府积极推进疫苗的研制，关注疫苗的分配和接种，根据Covid Avaccine Tracker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已经完成4320万人的疫苗接种，美国预计分三批在五月份实现美国七成民众的接种规模，这无疑为严峻的美国疫情打了一支强心剂。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使得美国的疫情暂时得到了缓和，这从2021年2月22日至2月28日这一周感染人数明显下降的数据中可以得出。当然，我们不能说新政府完全放弃了原有的立场开始采取中国模式进行疫情的治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加强公权力的介入，转变自由放任的抗疫方针有助于疫情的未来防控。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不可否认政治、道德、文化的多元性，但是，“多元”并不意味着“无序”。恰恰相反，多元状态更需要秩序的建立，道德共同体只是在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上存在区别，但绝对不会构成地理上或政治上的疆界。全人类需要共同的生活，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之中，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在每一时刻频繁发生。在冲突和磨合的过程中各个共同体逐渐走向均衡态势。我们反对用文明冲突论来解决问题，将我们与他们进行决然的二元对立，这极易引发严重的全球政治冲突。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污蔑、抹黑、甩锅、推责弥补不了逝去的时间，继续撒谎也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此时此刻，作为政治家，应该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政治之上，利用人民的生命安全进行政治操弄是极其不道德和人性的，是要遭到谴责的。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工作重点和方向，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放在抗击疫情抢救人民的生命上。

      对于疫情防控模式的选择，应当说，任何一种方案也都有它的成功之处和不足。我们不能囿于自身，而是要寻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实现不同模式之间的彼此宽容体谅、相互理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彼此借鉴；没有任何必要进行相互攻击、相互指责。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中国治理方案的绝对优越性，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合作而非对立，对话而独白、共识而非分歧、信任而非猜忌才能更好地在全球疫情过程中维护生命的安全。而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加强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共识，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应该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

六
在对话与共识中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疫情治理常态化的未来出路

      面对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全球治理模式该走向何处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全球疫情治理常态化的未来走向应该以通过交往行动获得共识为理论支点。哈贝马斯曾指出，相互作用式的语言运用方式，其对应着“合法人际关系之建立”的语言功能。它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道德对话可以建立规范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但是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基础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而是共识。“共识是交往、交流、对话、协商、讨论、谈判的结果。”“这种共识不是超验的，而是经验的，不是必然的，而是选择的，不是命定的，而是开放的。通过对话建立起来的普遍有效性不同于康德所理解的普遍有效性，哈贝马斯在对普遍化原则的表述中将利益的概念放在中心地位，对于一种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在满足任何一个个人（推测的）利益时，由于对它的普遍的遵循而产生的后果和副作用，能够为所有有关人员所接受”。但是共识何以成立？共识的前提是平等对话，而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建立主体间的信任。

      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并非是冠状病毒本身，还因为人类之间缺乏信任。在面对疫情时，人类需要严守边界，但这个边界并非人与人、国与国的边界，而是人类整体与病毒的边界。如果一场疫情所带来的是人类整体内部的相互猜忌、攻击，进而引发严重的不团结和不信任，那才是病毒最大的胜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相互指责的同时，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和响应措施的速度就会明显滞后，而这种“慢”，会使得疫情的扩散被“加速”，在这种降速与加速之间，病毒会最终战胜人类。而与此相反，如果疫情带来的是国家之间的信任和精诚合作，密切沟通与对话，那不只是抗击此次疫情的胜利，还是抗击所有未来所有病原体的胜利。因此，为了阻止全球灾难，我们需要重获失去的信任，加强科学信息、治理经验的共享与全球团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他国家伸出援手，而不是排斥。很庆幸的是，中国在面对疫情时做到了这一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守护全人类生命安全的高度，呼吁国际社会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化和丰富。它所坚持的基本主张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表征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党和人民一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主动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抗疫经验做法，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对坚定各国抗击疫情的信心、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截至目前，中国还尚未取得抗疫的完全胜利，也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风险，但中国在过去的一年内仍然向近百个国家提供紧急援助并付诸实际行动，此次援助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巴基斯坦总统专程访华表达对中国的谢意；塞尔维亚总统亲吻中国国旗，称危难之中帮助他们的只有中国；意大利外长说加入“一带一路”这份友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中国在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的同时，暖心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标语也随着捐赠物资飞向世界各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未邻”“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青山一道、共担风雨”“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云海浩荡日，春色任天涯”“千里同好，坚于金石”。这些是多么温暖长情的告白。

      2020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在该致辞中，习总书记强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他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对此次或者是未来的灾难，也许只有密切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彼此的信任，加强彼此的对话与共识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全球性挑战。化解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能靠一个国家来完成。尤其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更不可能靠单枪匹马。只要全球范围内还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其他国家都不能高枕无忧。团结合作、携手相助才是夺取抗疫胜利的必由之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恰如其分地把握了疫情下的人类处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凝聚共识并不是要求所有国家遵从同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在充分掌握自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国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成本效用分析寻找属于自己的治理模式，但与此同时积极进言献策，分享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和成功经验的借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彼此援助，未来世界的格局需要的是在对话中寻找共识，在多元中建构信任。也希望在疫情中，国际社会能够进行必要的反思，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丁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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